作者：王志刚（籍贯：贵州）
这段时间以来，我写了几篇关于地域文化的闲文，也引来不少反馈。很多省的朋友都留言希望写一下本省，其中最扎眼的评论来自一位湖南仁兄：“志纲敢写湖南吗？没有五十年的功力，写不透湖湘。”
寥寥几句，湖南人的傲气跃然纸上。
当然，这位老兄说的不错，湖南的确是个既重要，又难把握的话题，他这么一说，反而引发了我对湖南的思考。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这个道理在湖南不太灵光。
同一条湘江的化育之下，湖南人在古代和近代的表现可谓是天差地别，在悠长的古代如漫漫长夜，偶尔才惊现星光点点；而到了近代湖南却风起云涌，气象万千，不仅有璀灿群星辉映天际，更有红太阳喷薄而出。
差异显著的古今对比，让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伤透了脑筋。莫非一方水土果真有所谓的“气数”之说？
潇湘遗响
毋庸讳言，清中叶以前，湖南人在国史上罕有表现，“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
融合殷商文化末流和楚蛮文化余绪所形成的楚文化，虽以宏阔奇诡、惊才绝艳著称，但毕竟离中原而独行，终归不是主流。更何况荆楚、湘楚、巴楚三楚之中，荆楚最得楚风，湘楚只得其余韵。
湖南的人文可观，锦绣山水与大块文章两相呼应。正如陆游诗云：“不到潇湘岂有诗”，三湘大地上有《九歌》之瑰丽奇幻；《过秦论》之汪洋恣肆；《桃花源记》之诗酒田园；《岳阳楼记》之天下苍生；有诗仙登临岳阳楼，留下“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风情；有诗圣在骚乱的潭州街头偶遇长安故人，发出“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绝唱；有秦学士倾倒众生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有黄庭坚客居衡阳时写下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然而尴尬的是，无论屈贾、李杜还是苏门四学士，都是潇湘过客。反观历代湖南本土人才之稀，寥若晨星。
除了蔡伦、欧阳询、周敦颐、王夫之寥寥几人外，乏善可陈。以至于唐朝好不容易有个名叫刘蜕的湖南人中了进士，都被称为“破天荒”。就连“破天荒”一词，也算湖南对于成语界少数贡献之一。
近代以降，湖南却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群星璀璨，揽天下兴亡于一身。
从“无湘不成军”，到“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再到“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百年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江、浙、粤三地集合全力差可抗衡。
平定太平天国一役，湘军打出总督14人，巡抚13位，封侯拜相，风头无两。此后每一波的社会风潮，总有湖南人挺立潮头，守旧者有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维新者有魏源、郭嵩焘、谭嗣同，革命者有黄兴、蔡锷、宋教仁……
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关头，一批又一批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确实挺起了中国的脊梁。湖南政治家杨度曾写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是何等的自信与豪迈。
到了共和国开国，湖南人的表现更加卓异，1955年授衔时，十大元帅湖南人占3位，十大将湖南人占6位，57名上将湖南人占19位。
湖南人以生命和鲜血，以责任和担当，照亮了中国近代的深邃夜空，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绚烂的百年风流，也把原本壅塞、贫穷、落后的湖南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对比湖南与周边省份，会发现湖南崛起的很突然。比如两湖之比，从荆州到武汉，历史上两湖地区的中心一直在湖北，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湖南都是唯湖北马首是瞻。
到了近代，湖北却稍逊一筹，拿得出手的也就武昌首义，湖南却是敢为天下先，引领百年风骚。
再看湖南和广东，湘人与粤人同样叱咤风云，在近代中国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广东更像旋转舞台，新思潮、新革命多肇始于此而流传到全国。
报春花一样的广东，只能静待下一场春天的到来，而湖南却是长达百年的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湖南和江西的对比也很有意思，历史上江西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甚至很多湖南人都有着江西的血脉。
然而到了现在，江西却变得不明不白，提到江西，外省人大多一脸茫然，湖南却血性不改，一路火花带闪电走到今天。
湖南的突然崛起，究竟有什么奥秘？
有人说奥秘在于三闾大夫，屈原给湖南这片蛮荒之地带来了绵延文气和家国情怀不假，但终归千年往矣，只剩历史深处的隐约余响。也有人说奥秘在于船山先生，王夫之作为精神教父固然重要，但毕竟囿于湖南一地，而且只见义理不见事功。
真正让三湘四水为之一开，引领百年风流的，我认为是曾国藩。
百年风流
讲湖南百年风流，绕不开曾国藩。
关于时势与英雄，有很多说法，“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这些观点失之偏颇，但用在曾国藩和湖南上，却有几分道理。
湖南人的性格固然鲜明，但其在近代历史上的突然“发力”，单纯从地缘上解读显然缺乏力量，硬说是屈原或者王夫之的光辉照耀也有些勉强。
真正改变湖南的，是英雄与时势的风云际会。
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命运的聚光灯扫过历史舞台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突然冒出来，像雄鹰一样掠过历史的天空。曾国藩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千年来边缘、闭塞、蛮横、上不了台面的湖南，随着曾国藩的文治武功一同闯入历史舞台，湖南的历史乃至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也都被彻底改写。
我读了很多写曾国藩的书，要么晦涩艰深，要么云山雾罩，抑或不知所云的厚黑之学，其中唐浩明的《曾国藩》算是最经典的版本，仔细还原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如何够力挽天倾，成就不世之功的。
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评价曾国藩：“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两个敌对阵营的领袖，中国近代史的主角，对曾国藩的评价都是高度统一的完美。
事实上，比起历史上另一个公认完人王阳明，曾国藩连中人之姿都算不上。
湖南双峰 曾国藩故居
小时候曾国藩在屋里背书，恰好有个“梁上君子”想趁着曾国藩背完书休息后偷点东西，但没想到曾国藩这一篇文章翻来覆去读了十几遍也背不下来。
这位小偷忍无可忍，跳下来大骂：“这种笨脑壳，还读什么书！”骂完将曾国藩所读的文章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曾国藩前后考了七次才以倒数第二的成绩考中秀才。且不说名冠天下，13中秀才，15中举人的大才子张之洞，就是和他后来的学生李鸿章相比，曾国藩的才气也远远不如。
如果单论事功，王阳明没法和曾国藩比。但在精神和义理层面，王阳明是曾国藩至关重要的榜样。如果没有王阳明文人领兵的先例，曾国藩也不会筹建湘军。
道理很简单，乔布斯和苹果的成功，我们可能没什么感觉，毕竟各方面差异太大，没有可比性。但当你眼睁睁看着任正非和华为的崛起，肯定会想：一个贵州佬能做的，我为什么不能？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苦读多年，终于中了进士的曾国藩，仿佛开了窍，十年七迁，官运亨通。但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曾国藩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头，顶多是文章传世罢了，乱世给了曾国藩自主创业的机会。
1851年，太平乱起，烽烟遍地，湖南局势糜烂。咸丰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丁忧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曾国藩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踌躅满志，挥师北上。
谁知一败于岳州，再败于靖港，损失惨重，万念俱灰的曾国藩纵身跳进湘江，幸好被部属及时救下，一路风吹浪打、旌旗飘摇，仓皇逃回老巢。这应该是曾国藩一生之中最失意的一天。
然而不久后，湘潭传来捷报，“湘潭水陆大胜，十战十捷”，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湘军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此后曾国藩振作精神，重又踏上屡败屡战、艰难隐忍的封侯拜相之路，历经十年艰苦，终成不世之功。
就在曾国藩手握重兵，威望正隆时，年纪轻轻便名动天下，自诩通晓帝王术，“非衣貂不仕”的湖南老乡王闿运作为说客出现了。此公也的确有两把刷子，26岁就成了权倾朝野的重臣肃顺最依仗的幕僚，俨然半个帝师。
肃顺倒台前的半年，王闿运若有所觉，悄然离开京城，辗转南下，持帝王之学游说曾国藩，劝其割据东南，自立为王，与清廷、太平天国三足鼎立。然后徐图进取，收拾山河，成就帝王伟业。
游说过程中，曾国藩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一边听王闿运讲，一边有意无意点着茶水在桌上比划。谈话中途，曾国藩临时有事出去。王闿运起身，看到曾国藩桌上写满了“狂”“谬”二字，一腔热血顿时冰凉，随即告辞回乡。
曾国藩究竟有没有心动，无人可知。只能从日记中知道：“傍夕，与王壬秋久谈（王闿运字壬秋），夜不成寐”。
王闿运之前，许多湘军重量级人物也曾或明或暗鼓动过曾国藩。胡林翼捎来左宗棠的一副对联，“神所依凭，将在德也；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面对多年的至交好友，湘军核心人物胡林翼，曾国藩没有当场表态，只是说“容我考虑一下”。
几天后，曾国藩将对联改了一个字，回复给胡林翼，“神所依凭，将在德也；鼎之轻重，不可问焉”。胡林翼看了不再言语，几日后便返程湖北，几个月后病死武昌。
胡林翼走后不久，安徽巡抚彭玉麟也送来密信，“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傲气如左宗棠、练达如胡林翼、淡泊如彭玉麟，三个性格迥异的湖南人，前前后后表达了同一种想法。
湖南这个地方也怪，政治情节特别强。治世时“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乱世就苦学人君南面之术，图谋做帝王之师。这既是湖南人的优良传统，但有时也会失之于过于功利。
我和湖南卫视的灵魂人物魏文彬很熟，他是文化湘军的代表人物，十多年前他请我给湖南广电做战略策划，也做了一场演讲。
讲演完以后，老魏突然冒出一句话：“志纲啊，你为什么不从政呢”？在他看来，有才华却不去出将入相走仕途，简直太亏了，这就是典型的湖南人心理。
1864年，湘军攻破南京，恢弘华丽的太平天国轰然坍塌，曾国藩个人威望到达巅峰。湘军气焰熏天，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千年古都南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长江之上来往的都是湘军将领装满子女财帛的船只，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湖南人中都流传着一句话：“到金陵发财去”。
一片大好形势下，曾国藩更加忧心忡忡，清廷、太平天国、湘军三股势力已去其一，对于清廷来说，湘军的存在已然尾大不掉。王闿运的出现更让曾国藩警觉，这种狂生都来劝我称帝，朝廷会怎么想？
果不其然，封赏与敲打接踵而至，慈禧早已摆好卸磨杀驴的架势，湘军内部群情激奋，曾国荃率多位湘军高级将领齐聚曾国藩府邸，图谋重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戏码。
一片劝进声中，曾国藩闭门屋内，一言不发。僵持良久，曾国藩差人送出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所有人见事不可为，才默然散去。
下定决心不反，曾国藩马上开始自剪羽翼，首先开刀的就是自家人，曾国藩强令曾国荃解甲归田。曾国荃带着一腔愤懑和满船金银财宝，返回湘乡老家，曾国藩赠给他一副对联，“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
曾国荃走后，横扫江南、威震天下的湘军也迅速被裁撤，峥嵘岁月瞬成过眼云烟。自断牙齿和羽翼的曾国藩，赢得了清廷的空前信任。千百年来，功高震主又全身而退者，寥若星辰。
世上有两种人可以成大功、立大名，一种是情商极高、修为极深的人，能忍常人所不能忍；还有一种是天赋极高、能力极强的人，能为常人所不能为。曾国藩属于第一种人，而左宗棠属于第二种人。
左宗棠一向自负才高，以当今诸葛亮自比，谁知屡试不第，一怒之下蛰居乡间以教书为生，直到48岁才得到天子钦点，协助曾国藩办理军务。
彼时李鸿章也在曾国藩麾下，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其三初次聚首，三人能力非凡，又性格迥异。
李鸿章看重功名，曾放言“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而左宗棠更看重事功，落魄时常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自勉。曾评价李是“拼命做官”，功利心太重，对左则推崇备至。曾左虽有矛盾，无非是“一时瑜亮”的相爱相杀；而左李之间，则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互相倾轧。
左宗棠寒微时名头已经极大，胡林翼称其为“近日楚才第一”。风烛残年的林则徐乘舟路过湖南时，在湘江边上专程滞留一天，特地等候自诩今亮的左宗棠。
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彻夜倾谈，纵论国家大计。这是他们初次谋面，也是最后一面。
晚年的林则徐世事看透，只有一事放心不下。他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托付重任”、“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两人见面不到一年后，林则徐溘然长逝。
25年后，垂垂老矣的左宗棠终于秉承林则徐遗志，力排众议、舆榇出关，一举克复新疆，为华夏子孙保住了160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此等壮举，就决于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夜，湘江边的一条小船之上。
1983年胡耀邦去西北视察时，曾引用“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这首诗让当时刚从兰州大学毕业的我印象深刻。
后来我多次去新疆，沿途还能看到很多合抱粗细的左公柳，心中不由感慨，湖南蛮子确实了不起。
日后平定新疆的王震，最推崇左宗棠，再加上王震也是湖南人。我在兰大读书时，学校里有位专门研究左宗棠的老教授。王震专门请他吃饭，暗示他来写一下湖南人的风起云涌和当代左公的功业，究竟写没写尚且不论。但从曾国藩到左宗棠，湖南人开始走上时代中央。
曾左之后，看似烟消云散的湘军，实则给湖南埋下了天翻地覆的种子。
从古至今，湖南人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千年以来岳麓书院弦歌不绝。湖南虽然地域广阔，但肥沃之地不多，大部分土地贫瘠，出产不丰富，又加之人多，故而从整体上来说民生贫困，国家从湖南所得之税收也少。
文书上说，湖南全省一年税收不及江南一大县，上马从军或下马读书，成了很多湖南人改变命运的唯二办法。
一位湖南博士曾给我讲小时候父亲怎么培养他读书的。他父亲站在水田边，拿着一双草鞋和一双皮鞋教育儿子，话也很简单，好好读书就能穿皮鞋，不读书就和你老爹一样，穿着草鞋顶着赤日下地受罪。
他深受震动，终于通过不懈读书走了出来，而这样的故事从古至今，在三湘大地上遍地皆是。
当年苦于条件所限，只有少数湖南人才能读书。然而几十万盆满钵满的湘军裁撤回乡，一夜间完成了原始积累，他们开始在家乡置田地、聘塾师、教子弟，短短一二十年之内，三湘大地开始兴起一股教化之风。尤其在洞庭湖一带，更是文化昌明，全国各地有才华的人都愿意到湖南去教书。
讲到湖南的风气之开，这还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爷爷陈宝箴。
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新政，开设时务学堂，出刊《湘学报》，整顿吏治，革除旧习，启用和推荐维新人物谭嗣同、梁启超等，可谓营一隅为天下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教育事业发达，新式学堂之多居全国前茅，时务学堂尤为著名。
《湘学报》名满海内，陈宝箴功不可没，其人虽仕途蹇塞，文脉却绵延不绝。其孙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氏一脉虽不是湖南人，却和湖南渊源甚深，湖南是陈寅恪的第二故乡。解放后，陈寅恪也遭受到了政治风波的冲击。
当时陶铸（湖南祁阳人）任中南局书记，出于对陈的尊敬和爱护，时到中大去访谈，嘱有关方面给陈以照顾。
由于陈双目损坏，陶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还嘱咐在他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让他闲余散步时不至摔倒。殷殷关怀成了知识界的佳话。这也算陈寅恪晚年与湖南人的一段缘份吧。
除了物质条件大发展，曾国藩也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战争把曾国藩和湘军推到时代的前列，南征北战让世代居住在穷乡僻壤的农民有了外出闯荡的机会。
见识过人世间最复杂最严酷的斗争后，他们的眼界大为开阔，胸襟大为拓展，见识大为提高。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质的提升，国家、天下、道义等原本只是少数人关心的话题，开始出现在很多普通湖南人的嘴边。
千百年来，湖南人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质，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横空出世，让大批湖南人“走出去”，把财富与知识“请进来”，给湖湘勃兴添了最后一把火。
湖南人继承自远古楚人奔放浪漫、天马行空式的自我主义逐渐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逐渐变成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轻生任侠的血性变成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易怒的祖传性格变成了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从物质到精神、从眼界到心胸，湖南终于彻底升华了。
如果说曾国藩是湖南百年风流的上半场代表人物，他去世21年之后，下半场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正式登场。
17岁的毛泽东外出读书临行前，改写了西乡隆盛的一首七言绝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是典型的立志诗，湖南人的经世致用、壮怀激烈已经有所体现。
而在青年毛泽东的一方天地里，曾国藩也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把他对曾国藩的崇拜悉数传递给了这位学生。
毛泽东早年曾经下苦功研究过曾国藩的著作。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和处世之道深深地触动过毛泽东的心灵，使他发出了“独服曾文正”的慨叹。
当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后，很多人攻击他不懂军事。这种说法其实很可笑，湖湘天生重血性，再加上湘军余威犹存，毛泽东在湖湘这片江湖上学了很多东西，比如拿家喻户晓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编写的“行军歌”对照，会发现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翻版。
而且毛家一直有着从军打仗、驰骋疆场的家族传统。毛氏家族的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拔入楚省”。此后，毛太华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和血性，投身行伍、闯荡天下者代不乏人。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崛起后，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军，形成一股从军潮。
在这样有军事传统的家族中成长，毛泽东耳濡目染，不可避免地接受到尚武精神的影响。据韶山的一些老人回忆，毛泽东从小好角力，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三国演义》、《水浒》、《说唐》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毛泽东的思想、志向和军事才华，都和湖南这片土地有很深的渊源。
国共战争中，毛泽东和蒋介石正面对决。国共两党的许多著名将领都受过曾国藩军事思想的熏陶。蒋介石是曾国藩的狂热信徒，但蒋更多学的是私德，而毛泽东则是从学习到扬弃。
蒋介石身边浙江人居多，而毛泽东身边则围绕着一大批优秀的湖南人，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结果是霸蛮的湖南人打败了灵秀的浙江人。
从曾国藩建湘军到新中国成立，短短一百多年。湖南一地汇聚澎湃汹涌的能量，涌现出的一批风流人物，为中国境内所仅见。
在主流口径中，几乎众口一致的认为现代中国发展于文化中心——北京，或沿海对外中心——上海和广州，湖南则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需要加以启蒙的内陆省份。
然而先后诞生曾国藩与毛泽东的湖南，完全够格来讲述古老中国的百年风流，湖南人波澜壮阔的一百年，改变中国的历史，也重塑了湖湘精神。
三湘四水
纵向的百年风流讲完，我们再讲讲横向的三湘四水。四水没有多大争议，但三湘是什么？很多湖南人也说不清楚。
偌大的中国，除了老家贵州之外，我把每一个地市都走过的省域，湖南是少数几个之一。
多年来我们受湖南各方面委托做了很多项目，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长株潭不说，还有号称“德国”人的常德、因异蛇而出名的永州、“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的郴州、面朝湖北背朝湖南的岳阳、铁血柔情并存的湘西、蛮勇的邵阳等有涉足。
湖南像一块夹心饼干，总体风格统一之下，又各具特色，随便拎出几处都很有韵味。
第一片，就是以常德为代表的湘北区域，常德之于湖南，就像潮汕之于广东，说的也是西南官话，它既有湖南的蛮勇，又有湖北九头鸟的精明，出状元，也出政治家，我八九十年代去湖南，当地人都戏称湖南是“德”国人统治。
常德人经商厉害，从政也很厉害，拉帮结派，互相提携，湖南人讲起常德的时候，总有点异样的感觉，这点也很像潮汕人。
常德还有一大特色——米粉。米粉是长江流域中上游的几个省份的硬通货，云贵湘赣都在争，各执一词，各有所长。其中常德米粉靠着其精细的制作工艺和精心准备的原料，先是占领长沙，之后又走向中国，真是不能小看。
与常德一样，岳阳同属湘北，不同的是洞庭湖边的岳阳乃是千古名城。绝大多数中国人知道岳阳来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其实范仲淹根本没有来过岳阳。所谓的旅游就是这样，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想景。去了以后不过如此，但想景却可以神游八极，思接千载。范仲淹就是通过想景留下了一篇千古绝唱。
因为靠着洞庭湖和长江，千百年来，无论是战乱避祸，还是闯荡求生，来自东西南北的人们穿越中国，岳阳都是重要的人口中转站，只是现今有些沉寂了。
再比如湘南地区的郴州，35年前我第一次到湖南采访时，听到当时湖南人常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些年来搞策划，我专门去了郴州，发现这里江水丰盈，风景秀美，城市也很漂亮，是一块没有被开发的宝地。
所谓的俗语，很多人的解读是“郴州交通闭塞、疟疾横行”。其实恰恰相反，这句话描述的是郴州骡马古道的繁茂场景。
“船到郴州止”是指郴州是湘江南下的客货船水转陆枢纽，船只到郴州后没有水路可行，只能在郴州改为骡马运输。
“马到郴州死”是指马要日夜驮运大量的货物，劳作到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说的则是指众多船工、挑夫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累的打摆子。
湖南另外一个极具特点的片区就是湘中地区了，湘中地区 “崇山叠岭，滩河峻激，舟车不易为交通”。古是南蛮栖居之地，险峻的自然环境与蛮夷充满原始野性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相结合，造就了湘中的血性，湘中地区可谓是“典型湖南”。
湘军的缔造者曾国藩就是湘中地区的双峰县人，湘中的山农一直是湘军主力，“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湖南性格使湘军成为了远征劲旅。
最近有篇很火的文章《走向存量残杀的危险世界》，里面就讲到作者老家邵阳的匪帮横行，除了他文章中说到的工业崩溃之外，还是和当地民风有很大关系，工业转型是很多地区的痛点，但一言不合就决生死，整座城市陷入黑帮混战，这样的蛮勇斗狠可能还真就邵阳人做得出来。
这种蛮勇与原始积累结合到一起后，甚至形成了邵阳杀手集团，尤其盛行于广东，抽脚筋还是取手背，甚至买命都不在话下，集团化、标准化、可购买的杀手组织让当时的广东人简直谈湖南色变。
涟源、邵东地处湘中腹地，旧时属湖南宝庆府，今时涟源人和邵东人成为了湘商帮中的两支劲旅，仅以经营户逾6万的长沙高桥大市场为例，来自涟源和邵东的商户数量就超过60%强。
这些商户们从身无分文起于草莽的山农起家，肩挑背扛，到身家巨富，甚至身家百亿。
80年代初的湘中山区穷乡僻壤，多少农民承受着山穷水尽、衣食难周之苦，农村经济的落后与生活的艰辛使他们产生了改变贫困命运的强烈愿望，一些有胆量的人开始带头弃农从商、离开故土、走出去、闯未来。
从沿街叫卖、露宿街头、摆地摊开始，走长沙、闯南昌、上义乌、跑重庆，下广州……风雨沧桑、辛酸苦辣，由沿街叫卖到租店批发，由小本生意到大宗买卖，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形成了农民商人聚落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我三十年前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走势》，就是和邵东书商合作。当时长沙的黄泥街书市还是全国四大书市之首，聚集了上百家书商。这位老兄出生于黄泥街，辗转来到广东，虽文化水平不高，但有一手绝活。一本从没看过的书，他只需要随便翻开，闭眼仔细一闻，就能闻出这本书大概的销量。
我火遍中国的《谋事在人》也是他帮我出的，日后他到北京在一家出版社担任总经理，出了很多畅销书。他的装帧、设计和风情，在90年代可谓是引领风尚。
他还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在书还畅销的年代里，我的书卖得最好的两个省，一是浙江，一是湖南，说明湖南人的确有读书的习惯。
关于长株潭，我也有过深入了解，21世纪初中国开始高速城市化进程，湖南能量有限，马达不够，想要在中部崛起当中占据主动，必须做强做大长沙，而长沙本身的体量又不足以支撑他大型城市，湖南不得不考虑走区域联合的路子，而长株潭又正好提供了实施的路径。
因此有关方面请我去做长株潭一体化的策划，甚至还把益阳、岳阳、常德、娄底、衡阳五个城市拉到一起，提出“3+5”城市群战略。
但即使如此，长沙的气魄天然还是差了武汉一筹，毕竟水陆大码头，九省通衢的自然条件摆在那里，另外郑州的崛起对湖南的压力也很大。
但其实长沙这几年不声不响，发展速度还是很惊人的，从2001年到2017年，长沙GDP增幅高达惊人的1300%，2001年长沙GDP只有武汉的一半左右，现在已经达到了将近八成。
以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公司为代表，长沙的装备制造业撑起了一大片天。
2008年，长沙适时提出要打造“中国工程机械之都”，2011年又提出打造“全世界最大的装备制造基地”。准确的战略选择让长沙顺利分享了中国大基建时代的红利。
同时长沙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很低，没有被房地产绑架，这也相当不容易。今天高铁的崛起使得大铁路系统再度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血脉，长株潭如果能搭上高铁时代的便车，前景一片光明。
再往西走，湘西就是完全另一种风情了，“大湘西”大致以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为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湘西”基本重合，至今还保留着丰富的神话传说和民族风情。
我做怀化策划时，对于日本为什么在芷江投降十分好奇，也专门研究了一下。
原来芷江是抗战时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驻扎有大量军事机构、精英部队和最先进的空军部队，还拥有曾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当时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所以这里才成了中国近代的受降城。
湘西这个地方，自古多民族杂处。上世纪中期，《乌龙山剿匪记》与《湘西剿匪记》的轰动一时，还有一本湘西剿匪的小说《武陵山下》也很火爆，使得湘西剿匪后来居上，超越东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乃至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议题。
湘西的剿匪相对于东北的剿匪，来的更要酷烈些，因为湘西的剿匪还涉及到历史上的民族的纠葛，还更错综复杂。这些都给少年的我留下了湘西匪气重的深刻印象。日后我去湘西多次，这里也值得多写几笔。
湖南为什么出土匪？我认为有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原因。
湘西山水带给外人的是外来者惊鸿一瞥的美丽，但如果涉及到生存的话，那就叫穷山恶水。再加上这里民族混杂、山深林密，又处于几省交界处，天不管地不收，产土匪自然不稀奇，当时的土匪之多，文化人都不得不附丽于其间。
沈从文14岁出来闯荡，漂流于沅江之上，远方青山云雾，近处江水湍湍，很多时候都是跟着土匪流窜。
日后远赴北京发展的沈从文，尽管一辈子改不掉湘西土话，但他把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烟雨的湘西带到了世界。
在近代的枪火岁月里，远方边城的纯真与爱情成了天籁，拨动无数人的心弦，而沈文尽管有意淡化着笼罩在湘西土地上的有关“匪区”的传闻，但不经意间总能透露出一些神秘而残酷的真相。
当然，湘西不止有匪气，更有文气、灵气、铁血气，湘西有沈从文这样精于文墨，笔风简峭，将故乡山水的清美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大作家，也可以有黄永玉这样终身放荡不羁，肆意驰骋的任性画家。
更出近代史上闻名天下的“竿子军”。古语说：“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竿子军铁骨铮铮，血气方刚，不但是戚继光抗倭时的主力，还是湘军大战太平天国的铁军。在抗美援朝时期，铁血湖南人更在上甘岭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纵览三湘四水，气质各自峥嵘。无论是常德商帮纵横商场，还是邵阳古宝佬的生猛，抑或湘西“杆子军”的铁血，都体现出了湘人性格中的“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
霸蛮是湖南人写在骨子里精气神。霸蛮就是一种倔强、坚韧、执著，屡败屡战，血性义气的地域文化灵魂。
霸蛮潇湘，路在何方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湖湘百年风流好像走到了尾声，曾国藩、沈从文的时代逐渐远去。
湖南朋友多有政治情结，每每见面时，他们多津津乐道于政军两界有多少湖南人之类的话题。
毕竟湖南一向有此资本，晚清全国十八个省，十省督抚是湖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政军两界的大员也很多。
然而近几年来，这个话题却说的少了，想来和人才青黄不接，局势进退失据不无关系。
的确，湖南人面临着有些尴尬的局面，湖南经济不差，但也不算好，风流人物的宝座早以旁落，但又不怎么甘心。
一贯喜欢说大话、干大事、当大官、出大名的湖南人，今天既无话可说，也无事可做，自然无官可当，无名可出。以至于很多人都在问：湖南到底怎么了？
面对湖南的沉寂，有人分析说：
从天时来讲，国家承平日久，既无入侵也无内战，湖南人最拿手的打仗功夫无用武之地。
从地利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外向型经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日益扩大，深处内陆的湖南已经无法继续开风气之先。
从人和来讲，惯出领军人物的湖南，也一代比一代边缘化，其带动效应也日趋式微。
最终得出结论：湖南人适合扫天下，不适合治天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湖南人的辉煌到头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看未必。
“天时”一说首先就不成立，虽说无湘不成兵，但湖南人也不是天生会打仗，靠的还是骨子里的血性和家国天下的情怀。
再说历史上战乱不休，也不见湖南人有多大声响，直到晚清才冒了出来，所以说和平年代湖南就落寞，显然有问题。
至于“地利”说，倒有一定道理。湖南深居内地，的确机会相对少，但架不住湖南人往外闯的勤。
从八千湘女上天山，到改革开放后，大批湖南人走天涯，下广东、闯深圳乃至过海峡，全国各地都有湖南人的身影。
一位在深圳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深圳常住人口有2100万左右，其中外地人有1200万，湖南人就占了350万，三个外地人中就有一个湖南人，简直就是湖南省深圳市。
不止国内，湖南人还跑到了国外。七八年前我和一家央企在老挝合作项目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老挝的中国新移民以湖南人的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
据不完全统计，在老挝长期经商务工居住的湖南人15万人左右。这些人主要来自邵东、邵阳两县，多数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来老挝创业。他们分布于老挝各省、市、县、村，几乎涉足了老挝全行业。
据当地官方统计，在老挝每年的摩托车销售额中，湖南人占了90%的份额；同时，老挝手机生意60%、服装和箱包50%以上的市场份额，亦是湖南邵东人的天下。
在老挝开五金店的老板，10个有9个是邵东人。10万湖南人正在老挝演绎着一段经商传奇。
由此可见，“地利”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架不住树挪死，人挪活。核心症结也不在此。
湖南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人和”上。
近代以来，湖南人的抱负多在从政、从军、从文这三条路上。改革开放后，金钱成为社会通行的价值尺度，财富与欲望像洪水一样席卷过三湘大地，湖南人传统的军、政、文三条路被冲的七零八落，进退失据。
这三者中，军商合流是大忌，军队经商已经是尘封的历史；政商合流直接导致了层出不穷的贿选和贪腐现象；文商合流则让很多湖南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本来在文坛独树一帜的文化湘军纷纷弃笔从商，娱乐至上成为了三湘大地的主流。其中典型案例，就是诗人刘波。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刘波是何许人也，但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刘可是个风云人物：从神童、诗人、北大博士、季羡林关门弟子、文化产业巨子、拥美在怀……刘可将当今风流于世的很多人甩几条街。我曾同他也有若干交集。
二十年前，一位大佬邀我一同去见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同行者是两个正部级干部。
走过了王府井，拐到胡同里，迎面看到一个非常巍峨的大院。我曾经去过很多中央相当高级别的领导家，没见过比这个大院还气派的。
大门打开，一个满头银发，风度翩翩的老人出来迎客，这副扮相放在电影里面至少是省委书记。我还以为他是主人，正想搭话的时候，“省委书记”说：“对不起，我是管家”。
管家都像省委书记，遑论主人。兜兜转转到了最后一进院子，却看到躺椅上有个前摇后晃，优哉游哉的青年人，看样子最多不过三十余岁，我差点没问他，你爹在哪里？没想到一介绍，他就是这里的主人刘波，自称是个诗人，也是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大家坐定之后，就开始谈生意。话说盛世修典，他策划了一套《传世藏书》，把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全部囊括，流传后世。那天他找我们来谈的就是这个生意。
谈得七七八八后准备吃饭，刘带我们到了包厢，各分宾主坐下后，只看他巴掌啪啪拍了两下，音乐声起，一帮宫娥彩女端着盘子，就像演出一样鱼贯而入，环佩叮当，婀娜多姿。我当时就暗想，毕竟是搞文化产业的，排场上够讲究。
上桌后我坐中间，他在左边，右边空了一个位置。开席时，突然一个仙女飘然而至，坐到了我边上。这位姑娘的确气度不凡，貌若天人。但我是真不认识，就问旁人说这位女士是谁，他说是某某，我说某某是谁？
这个问题就惹祸了，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瞪我，说某某这么大的明星你都不知道，简直就是土鳖啊！搞得这位女士嘴巴噘上天，从头到尾再也不理我。但没想到佳人一来，饭桌上就像多了盘超级下酒菜，气氛完全不一样了。席间的两个领导一甩矜持，打情骂俏，融洽得不得了。
后来那顿饭吃得宾主尽欢，走的时候很多话就好说了，刘波拿出几套《传世藏书》，和几位领导说，这套请你给某某委员长，另外一套请你转给某某主任。这两位高官拍着胸膛说一定转到。我在旁暗自感慨，看来我这个文化人的生意经还是没有修炼到家。
刘波的背景我也是日后才慢慢了解，1990 年代初期，曾是湖南株洲市团委工作人员的刘波带着梦想南下海南，成为百万 “闯海人 ” 中的一员，开始了他在海南的传奇生涯，在海南混迹几年后，摇身一变成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挂着季老的金字招牌编制《传世藏书》，让他实现了飞跃，也让诚成文化被誉为“文化产业第一股”。
日后我与刘波还有一些交集，就不多展开了。刘波的失败，归根结底还是被人性的三大弱点贪婪、虚荣、侥幸所驱驰。2003年刘波出逃日本，因骗取银行巨额财产，还上了红通名单，直至前年突然过世。
斯人早逝，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不论是非成败，刘波把湖南人身上的野心、聪慧、气魄和投机心理展现的淋漓极致，同时也成了湖南这几十年快起快落，从百年风流、铁血潇湘转向娱乐至上、活色生香的真实缩影。
湖南不仅有刘波，更有湖南卫视。我和魏文彬先生也是老朋友了，对湖南卫视也有一定了解。
现在的年轻人们，要是回到1997年之前打开电视，肯定会怀疑自己看的是个假湖南卫视。彼时湖南卫视格调甚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颇有《湘江评论》风范。
老魏本身也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然而形势多变，在发现新闻立台这条路走不通后，他的态度一下子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从文化湘军的先锋，变成了娱乐湘军的探路者，坚决走年轻化、偶像化、娱乐化的道路，面向市场，娱乐至上，开创了《超级女声》、《快乐大本营》等一系列娱乐节目，在娱乐化的道路上蒙眼狂奔。
的确，“重度娱乐化”正在成为三湘大地的新主流。长沙因遍地洗脚房而被称为“脚都”，虽说是调侃，但也带有一些隐晦暧昧的意味。
去年我去长沙考察，提出湖南既然是文化大省，有哪些代表性的文化作品可以一看，于是几位湖南朋友带我去了田汉剧场。
当我心存庄重地去了景区，却发现是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理应严肃的剧场里演出的是搞笑低俗的脱口秀，主持人不断高呼“娱乐至死”，人群听众不时哄笑，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真是让我感慨万千。
而且在跟一部分湖南老板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确实百无禁忌，加上湘菜多味，湘女多情，湘水多姿，离醉生梦死也所差不远了。
关于湘女多情，还可多说两句。我年少读《李宗仁回忆录》，书中写道他当年驻军湖南时，与一位湘女的缠绵纠葛故事。因此湘女多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长大后和湖南人打交道多了，我发现湘女的确多情。从好的方面说，湘妹子敢爱敢恨，为了爱情什么都舍得，也不特别功利。
然而“多情“一词的内涵颇丰富，含情是一端，用情是另一端，前者是发心，后者是手段。有人对湘女做了个评价：“开胃，但是不好消化”，窃以为还是很精到的。
以上所述，不是说娱乐不好，而是湖南真正的底蕴，绝不仅仅是唱歌、跳舞、捏脚。湖南应当追寻更大的舞台。
古今中外，每个区域、板块、乃至国家，都会迎来自己的风流时代。尤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总会产生独特的人文地域景观。
湖南如此，日本的萨摩藩也是如此。黑船事件后，美国用炮舰扣开日本国门，矛盾日趋激烈。此时站出来的就是地处荒僻、民风剽悍的萨摩藩，群星闪耀，风云际会被称作“东方纳尔逊”的东乡平八郎、“东洋俾斯麦”大久保利通、大山岩、山本权兵卫、西乡隆盛……
壮怀激烈的萨摩藩众杰，把日本搅得天翻地覆，成为明治维新的主要推手。今天的萨摩藩成了鹿儿岛，我也去过数次，庭院寂寂、檀香悠悠，似乎已经游离于时代之外。
但其实这种转变也正常，历史的舞台上，谁都有机会成为主角，也都会迎来谢幕时刻。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规律向来如此。
世上哪有千秋不熄的香火，百年风流已经足以彪炳史册，湖南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光大百年风流留下了的丰富遗产。
湖南人心高气傲，能干事，肯干事，百折不挠，敢于求新求变的性格，最适合做有挑战性和自由度的事业。
今日之中国，同样面临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政治风起云涌，经济前途扑朔，科技天翻地覆。
如今更需要的是“破坏性创新”，需要协同合作的精神，开放的眼光和勇于任事的态度，这恰好都是湖南之所长。
湖南能否把握机会再书风流，就要看7000万湖湘子弟自己了。
